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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8-11-10

2005.09.05

中国古典文化当中,我最爱《天问》。不过,照屈原那样做人,我是不干的。做便做袁枚。

袁枚有一幅对联,恰是他一生写照:

不作高官,非无福命只缘懒;
难成仙佛,爱读诗书又恋花。

袁枚的一生,是享乐的一生,舒服的一生,痛快的一生。

不像甘罗小朋友那样早熟以至于夭折,也没有像姜尚老爷爷那样胡子白了才盼来Offer。袁枚12岁中秀才,23岁中举人,24岁中进士做知县。在有血气有抱负的年纪,恰得了个不大不小的官做,何其痛快!

24岁这年冬天娶了媳妇。前半年金榜题名时,后半就洞房花烛夜,何其痛快!

老婆不会生孩子,借这个理由,名正言顺纳了一屋子的妾:陶姬、聪娘、钟姬、周姬、金姬……何其痛快!

都知道宋有包青天,明有海青天。我相信中国历史上清官一定还有王青天,李青天,赵青天……可是为什么只有少数几个留下名字,为什么呢?因为青天容易死。大多数的青天都死了,无声无息地死了,莫名其妙地死了。能达天听的,能被皇家认可的,写进史书的,能让后人知道的,是运气比较好的;而好运气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的(最近在看李亚鹏版《射雕》,所以“的”字用得比较多)。他并没有留下清官的美名,也没有留下赃官的骂名,就是个普普通通的知县,既不清也不赃,有钱我便拿,无钱我不贪,何其痛快!

知县做到38岁,觉得没劲了,做腻了,不就是个县官么,老子不干了,辞职了,回家了。何其痛快!

辞职之后,在小仓山下筑随园。随园没有围墙,任人参观。门悬对联:“放鹤去寻三岛客,任人来看四时花”,何其痛快!

就在这山水花树之间,袁枚一边研究吃喝,一边哄孩子玩;一边写写诗文,一边收收女弟子,何其痛快!

65岁开始搞老年旅游,把中国名山大川玩了个遍,顺带把各地的好茶喝了个遍,何其痛快!

他到人家吃饭,觉得桌上的豆腐味道很好,便向人请教做法,偏偏人家不愿意教,他就鞠躬行礼,求人教他。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,这等气度,可为师长;袁枚为一碗豆腐折腰,这等可爱,可做朋友。他好吃,就明目张胆的好吃,大张旗鼓地好吃,还写了本《随园食单》让全天下都知道他好吃,何其痛快!

朋友死了,他年年去祭奠,三十年不断。重情重义,何其痛快!

他写了本乱力怪神的小说集,偏起个名叫《子不语》,何其痛快!

先前有8个女儿,63岁时候还生了个儿子。老来得子,何其痛快!

别人批评他收女弟子是“坏男女之防”,他偏带着一群女弟子公然在湖楼作诗会,还出版发行《随园女弟子诗选》,何其痛快!

岳麓书院的领导罗典,为了收女弟子的事很讨厌他。袁枚略施小计,轻拍马屁,便让这个道学先生眉开眼笑,还听从了袁枚的意见,从此红叶亭改叫“爱晚亭”,何其痛快!

最后他活到82岁。像这样爱青山红粉,贪茶酒佳肴的人,还能以耄耋之龄辞世,何其痛快!

活着便有才子之名,死后更有诗文留传,有著述行世。百年后,还有我在这里写他,你在这里看他,何其痛快!

(袁枚最著名的作品是《随园诗话》和《随园食单》,《子不语》也颇值得一看。)

2005.07.29

《金庸和克莉斯蒂》这篇文章本身似乎是只为克莉斯蒂系列小说写的一个序,并非什么大作。引起我兴趣的是梁晓声在文中提出的问题:“为什么中国产生金庸,英国产生克莉斯蒂,而不是反过来呢?”

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,可惜梁晓声虽有智慧想明白,却没胆子明白说出来。只好将答案隐藏在几个一连串的问题里:

“要知道,中国文学中,探案小说的渊源也很长久啊,要知道,英国的历史中,足以构成一部部侠士小说的素材也不少啊!

又为什么,那么多那么多的中国人,几乎从小都爱读武侠小说,而那么多那么多的欧洲人,几乎从小都爱读侦探推理小说呢?――起码从前是这样的。

爱读武侠小说的中国人,于休闲的同时,亦获得另外别的什么心得呢?

爱读侦探推理小说的欧洲人(60年代以后的日本人,也开始爱读此类休闲小说),其兴趣又为什么会维持至今呢?”

显然,老梁心里是明镜般的,只是这明镜又不能拿出来给人看。身为文人,既写到此处,偏要憋着一言不发,着实是难受,只好用春秋笔法,略点一点。隔靴搔痒,倒也聊胜于无。

西方中有个词叫“美国梦”,“American Dream”,其实就是发财梦。花园洋房,门口的游泳池,屁股上树着翅膀的跑车,这就是美国梦。上世纪有很多描述美国梦的文艺作品,在西方大受欢迎。

“Chinese Dream”是什么?是当包青天,当郭靖。

传统武侠小说的套路,一般都是侠士辅助清官,为民除害的故事。典型代表就是“三侠五义”。新派一点,就是某某人遇见老头子或者老猴子,得了秘籍宝典,然后成长为大侠,为民除害。崇高一点的,还要去守守襄阳城什么的。

为什么“Chinese Dream”和“American Dream” 差别如此之大呢,是因为中国人都受了圣人教诲,“君子喻于义”,不想发财了么?

这两种“梦”也说明了同样一个问题:西方人想的是更舒适的生活,而我们首先想要的是安全感。在中国,有财而无势,则财不能长保,甚至命亦不能长保。所以,首先要有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力量,然后才能谈其它。

从中国人对武侠小说的偏爱,不难看出,中国人自古对政府的态度就是既畏惧又不信任。总不肯把自己的安全感寄托在政府身上,不相信政府会保护自己。甚至不相信政府会保国守土――要不然,何至于要一个郭靖去守襄阳城呢?。

梁晓声在文章最后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:“愿克莉斯蒂在中国也渐渐地家喻户晓……”。这个省略号所包含的内容,是很丰富的。

以下为梁晓声先生的原文:


金庸和克莉斯蒂

梁晓声

将金庸先生和阿嘉莎·克莉斯蒂联起来想一想,是会发现一些颇有意思的文学现象的。而且,其现象超出文学本身的话题,与我们人类的休闲方式关系密切。

不消说,读书是人类传统的休闲方式。

于是便有了伟大的休闲小说作家。

我觉得,金庸先生乃是当代接近于伟大的一位休闲小说家,而克莉斯蒂则确乎是伟大的了。金庸先生的小说,将中国武侠故事演绎得别开生面,荡气回肠,几乎全部被改编成了电影或连续电视剧。半个世纪以来,受到着最广大的华人的喜欢,引起西方汉学家的高度重视。

一位小说家,以他的小说作品为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之休闲阅读服务,服务效应获得普遍的公认,难道还不接近于伟大么?

至于克莉斯蒂,其服务效应就更加令世人瞩目了。这非凡的女性,一生写了近百本书,除了80本侦探推理小说外,还写过许多短篇小说和十几部剧本。在全球她的侦探小说被译成百余种文字出版,在西方,她的侦探小说重印达198次,总印量仅次于《圣经》。

真的,在我看来,这位名副其实的侦探小说女王,其成就实在是前无古人,后无来者啊!

一百年内,在世界短跑史上,会有人超过女“飞人”乔依娜么?

一百年内,在世界文学史上,会有人的成就举目公认地超过克莉斯蒂么?

这么一想,不禁的心生肃然。

当柯南·道尔逝世以后,英国举国悲哀。《泰晤士报文学副刊》曾这样评论――“英国再也不可能产生第二个柯南·道尔了。”

似乎偏偏要证明这一评论是错误的,克莉斯蒂的成就和影响实际上远远超过了柯南·道尔。比利时籍的私家侦探“波洛”的知名度,也和福尔摩斯的知名度一样高。

像金庸先生的中国武侠小说也深受许多中国读书人士推崇一样,克利斯蒂的侦探推理小说同样征服了许多欧洲知识分子。甚至连法国前总统戴高乐、英国前首相威尔逊,英国皇太后玛丽,都曾公开承认欣赏她的小说。

《纽约时报》曾报道过这样一件事:

某夜白宫的总统睡房里灯光彻夜长明。第二天早上员工们看出卡特总统双眼微肿,关心地说:“国家公务重要,总统先生的身体也很重要。”

但卡特总统却诚实地回答:“谢谢。我其实几乎一整夜都在读克莉斯蒂的小说。”

为什么中国产生金庸,英国产生克莉斯蒂,而不是反过来呢?

要知道,中国文学中,探案小说的渊源也很长久啊,要知道,英国的历史中,足以构成一部部侠士小说的素材也不少啊!

又为什么,那么多那么多的中国人,几乎从小都爱读武侠小说,而那么多那么多的欧洲人,几乎从小都爱读侦探推理小说呢?――起码从前是这样的。

爱读武侠小说的中国人,于休闲的同时,亦获得另外别的什么心得呢?

爱读侦探推理小说的欧洲人(60年代以后的日本人,也开始爱读此类休闲小说),其兴趣又为什么会维持至今呢?

显然,武侠小说的“文学气质”是反对旧秩序而且张扬民间正义的。

显然,侦探推理小说的“文学气质”是一种法制前提之下形成的“气质”。是协助法制的,是反刑事罪恶,破坏刑事阴谋的。是称颂法制智慧的。

因而,我们从克莉斯蒂的小说,以及由她的小说改编的影视中,除了看到大智慧的波洛,同时几乎必看到代表国家司法的官方办案人员。只不过后者们在波洛面前往往显得经验不足罢了。

在旧时代,人心向往武侠,向往清官。有道是“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”。金庸小说反映的旧时代,武侠代表了人们的向往,难免带有民间意识形态的色彩。

茶馆里,大侠一剑挥去,威而恶者人头落地,听书的人们往往一片齐声叫――“好!”

读克莉斯蒂的侦探推理小说,则肯定不能是集体的休闲,则肯定是静悄悄的时光。克莉斯蒂的小说中,几乎没有也完全不必要有什么民间意识形态的色彩。

克莉斯蒂曾公开表示――她创作侦探推理小说,并非出于什么高贵的目的,只不过是要娱乐读者,给阅读的人带来满足的喜悦。

这肯定也是金庸先生创作他那些武侠小说的出发点吧?

人类对休闲的需要,永远强过于接受某些高贵教育的自觉。而这是符合人性的。

娱乐读者,给阅读的人带来满足的喜悦,这样的小说,这样一种为人类的休闲服务的精神,细细想来,其实本身就是应受到尊敬和感激的啊!

目前,贵州人民出版社已经全部买下了克莉斯蒂的毕生心血之作――80种侦探推理小说,且已翻译出版。它们的出版,为我们当代中国人的休闲又提供了可喜的内容。

愿克莉斯蒂在中国也渐渐地家喻户晓……